先秦民本主義輿論觀，民本主義的特征與表現(xiàn)

以民為本為民請命

儒家民本主義認為，應該讓百姓減輕經(jīng)濟負擔，只要百姓富足了，國家就不可能貧窮。

　　先秦人本，我們可以叫其是“民本”思想?！　∫粋€是以人為本，這個的意思是要求統(tǒng)治者尊重民眾，以人為本。就像是要求農(nóng)民尊重他家的牛啊馬啊的，因為牛馬是為他干活的。同理在統(tǒng)治者身上也一樣。民眾終究還不是人，只是屬于統(tǒng)治者的奴隸牛馬之類?！　≈袊糯枷爰夜茏邮亲钤缣岢觥耙匀藶楸尽钡??！耙匀藶楸尽彼膫€字最早出現(xiàn)在《管子·霸言》中：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與此類似的管子言論還有“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管子·權修》）、“王者以百姓為天”（《韓詩外傳》）、“齊國百姓，公（指齊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雖然《管子》的成書年代至今學術界有爭論，上述語句是否為管子所說尚需考證，盡管《管子》中的“以人為本”，“人”的指示對象和范圍與今天我們理解的“人”不太一樣，前者主要指國人或者人才，后者主要指廣大人民群眾，但此成語的首創(chuàng)權，毫無疑問當歸齊文化所有?！　　耙匀藶楸尽钡挠^點，是齊國民本思想的精華。齊國民本思想做為先秦時期民本思想的重要分支和典型代表，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個性特征。它源遠流長，蔚為傳統(tǒng)，一直為齊國優(yōu)秀政治家所繼承、弘揚。齊國民本思想起源于東夷文化“仁”學理念（舜最早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觀點）和周文化“敬天保民”思想；肇始于姜太公“因其俗、簡其禮”；發(fā)展于管仲“與民同好惡”、晏嬰“薄于身而厚于民”；成熟于孟子、慎到等稷下先生的民本理論，是先秦時期各諸侯國民本思想中延續(xù)時間最長、最具人民性、務實性和智慧性的一支。其“因民俗”、“從民欲”的政治主張；“富民”、“惠民”、“利民”、“恤民”的經(jīng)濟舉措；“尊賢上功”、“與民同樂”、“百家爭鳴”的文化建設理念，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極其豐富、全面的借鑒價值。　　內(nèi)容我找好了，怕一復制節(jié)選內(nèi)容，篇幅太長又提交不了，還是給你鏈接吧～　　中國文化的主題——人本主義http://xuchangzeng.blog.163.com/blog/static/74596236200901523625391/

[來歷]孟子提出的社會政治思想。意為從天下國家的立場來看，民是基礎，是根本，民比君更加重要。是孟子仁政學說的核心。具有民本主義色彩，對中國后世的思想家有極大的影響。

孟子提出的社會政治思想,這是民本思想。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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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核，也是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的理論基礎。儒家思想、君主專政制度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史的兩大主體內(nèi)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 ?（1）孔子是儒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義的性質(zhì)：主張“禮”，維護周禮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來發(fā)展成為中國古代正統(tǒng)文化。 ?（2）孟子是戰(zhàn)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張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貴君輕”思想；主張“政在得民”，反對苛政；主張給農(nóng)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農(nóng)民勞動時間，寬刑薄稅。 ?（3）西漢的董仲舒以儒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學。其核心是“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晉之際出現(xiàn)的玄學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的易經(jīng)，這是為士族辯護的一種消極思想。《周易》、《老子》、《莊子》稱之為“三玄”。玄學主張君主無為、門閥專政，主要活動在洛陽。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賢。 ?（5）唐朝中期的儒學大師韓愈，從維護封建統(tǒng)治出發(fā)，用儒家的天命論和封建綱常來反對佛道的觀點。 ?（6）理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學，是宋代主要的哲學思想。朱熹是理學發(fā)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fā)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后人稱之為程朱理學。其核心內(nèi)容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氣”是構成宇宙萬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認為人欲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欲”。這實際上是為封建等級秩序辯護。 ?（7）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物的觀點，創(chuàng)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理學由客觀唯心主義向主觀唯心主義演變，說明它已經(jīng)走到極端。 ?2．進步的思想家對傳統(tǒng)儒學的批判 ?（1）元朝的鄧牧：自稱“三教外人”，著書大膽否定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其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家有一定影響。 ?（2）明朝：李贄是明后期“異端”進步思想家，他指責儒家經(jīng)典并非“萬世之至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他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qū)，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黃宗羲：在明亡后，隱居著述，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nóng)抑商，他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的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②顧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的實際學問。主張把學術研究與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起來，力圖扭轉明末不切實際的學風。著《天下郡國利病書》，他提倡“實學”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學，反對君主專制政治，顧炎武的學風對清代學者影響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認為“氣”是物質(zhì)實體，“理”是客觀規(guī)律；提出“氣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義觀點，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給予批判，他還提出“靜即含動，動不舍靜”，否定理學家主靜的形而上學思想。他用發(fā)展觀點來看待歷史，認為歷史發(fā)展是有規(guī)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趨時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閃爍著革新的光芒。 同步導學 ?中國古代對治國思想的選擇：史學界認為：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tǒng)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nèi)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diào)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jīng)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在原始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社會生活原始粗放，民風淳樸，沒有私有觀念，人人平等相親，過著一種美好的無憂無慮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聯(lián)盟事務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聯(lián)盟首領的智慧和美德來教化民眾，治理國家的思想處于萌芽狀態(tài)。在奴隸社會隨王位世襲制取代“禪讓制”，產(chǎn)生了階級和國家，統(tǒng)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級制度以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tǒng)治，一方面以武力作為統(tǒng)治的后盾。 ?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中國社會處于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時期，歷史經(jīng)歷著劃時代的變革，周王室衰微，諸侯坐大，維護奴隸主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遭到極大破壞，諸侯爭霸，社會處于動蕩之中。這時候代表各階級利益的知識分子異常活躍，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他們紛紛登上歷史舞臺，著書立說，提出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辦法，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們各自為新興的地主階級設計了一套結束割據(jù)，實現(xiàn)統(tǒng)一的治國方案，為秦漢以后的封建社會治國思想的選擇奠定了基礎。 ?西漢建立之初，由于長期戰(zhàn)亂，生產(chǎn)遭到嚴重破壞，以致人口銳減，農(nóng)民流亡，經(jīng)濟凋弊，府庫空虛。鑒于這種形勢與秦之敗亡，漢初統(tǒng)治者便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治，緩和階級矛盾，發(fā)展生產(chǎn)力，以鞏固統(tǒng)治。一方面對人民采取“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以及緩刑等政策，以恢復生產(chǎn)，發(fā)展經(jīng)濟，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當時郡國并行的制度下，對地方諸侯王采取不過多干涉的政策，以鞏固封建統(tǒng)治。與這種形勢相適應，黃老思想也就得到廣泛流行，成為西漢前期起主導地位的治國思想。其核心是清靜無為，因循而治。實踐證明，完全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起到了促進生產(chǎn)恢復與發(fā)展的作用，并出現(xiàn)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之道對中國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響。每當大的政治動亂之后，統(tǒng)治階級為了穩(wěn)定社會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國之策，與民休息，以蓄國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漢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漢武帝在位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tǒng)治穩(wěn)定創(chuàng)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tǒng)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統(tǒng)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tǒng)的思想，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國家的鞏固，也利于社會的穩(wěn)定，從此儒家思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正統(tǒng)思想?？v觀兩千多年來儒家之所以能獨領風騷，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內(nèi)核即哲學上的天人觀念、倫理上以“仁”為核心的“三綱五?！?、政治上的大一統(tǒng)主張，在根本上都有適應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能夠隨時代需要的變化而不斷改變面目。先秦儒家沒有為當時的統(tǒng)治者所接受甚至還遭到了秦始皇毀滅性的打擊，這是由先秦儒家初創(chuàng)時自身的理論缺陷導致的。先秦儒學的內(nèi)容體系充滿著濃重的、溫柔淳樸的倫理親情色彩，顯得“迂遠而闊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學”，目的在于通過“正名”恢復“周禮”所代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會為新興地主勢力所青睞。孟子的“仁政”說，雖已轉到新興地主勢力的立場上，但其“仁政”說是建立在“民為貴”、“君為輕”的基礎上的，過分突出了小農(nóng)利益，因而也不會得到統(tǒng)治者的贊賞。歷史發(fā)展到漢武帝時期，封建國家強盛，這給封建統(tǒng)治穩(wěn)定創(chuàng)立了前提。為維護大一統(tǒng)的局面，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思想體系，儒學隨之有了恢復生機的條件。 ?儒家提倡德政、禮治和人治，強調(diào)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斷于法”，實行法治，強調(diào)暴力統(tǒng)治；道家提倡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經(jīng)過秦、西漢初年的治國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在動蕩年代，軍閥割據(jù)，難以用儒家路線實行全國大一統(tǒng)，而法家路線卻能收到這樣的效果；在動蕩結束之初，人口凋弊，生產(chǎn)破壞，應該實行道家無為政治，與民休息，以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當國家穩(wěn)定，走上正常運行軌道之后，不能再實行嚴刑峻法的暴力統(tǒng)治，而以儒家路線為宜。三者之間表現(xiàn)出了互相融合趨勢。到了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tǒng)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后，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法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tǒng)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tǒng)治者迫于經(jīng)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tǒng)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tǒng)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漢興以來，除黃老之學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較活躍并有所發(fā)展，景武之際的董仲舒便是西漢儒學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統(tǒng)治，也應遵循“大一統(tǒng)”的“常經(jīng)通誼”，而“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董仲舒從理論上闡明尊崇儒學的思想統(tǒng)治原則，受到漢武帝賞識。隨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從而確立了儒學的統(tǒng)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設置儒學五經(jīng)博士，同時罷免其他諸子博士，把儒學以外的百家之學排斥出官學，史稱“抑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詔批董仲舒、公孫弘建議，在長安興辦太學，用儒家經(jīng)書教育青年子弟，從此儒學成為官辦學校的主體內(nèi)容。武帝改造選官制度，規(guī)定博士弟子成績優(yōu)異者可任為郎官，吏有通一藝者可選拔擔任重要職務，還打破常規(guī)起用布衣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這樣隨著儒學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與儒學密切結合起來，西漢皇帝詔令和廷議中多稱引儒家理論，司法過程中以《春秋》義例決獄。武帝時遵循儒家思想，舉行封禪、改正朔、修郊祀、定歷數(shù)等重大禮制活動，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歷史傳統(tǒng)。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這一政策與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學獨尊后其它思想學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學本身也廣泛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各家學說，統(tǒng)一的思想帶有一定的綜合傾向，因而獲得了成功。儒家興學，把教育、考試與選官結合起來，是武帝的創(chuàng)造，在客觀上促成了重視知識、重視教育的社會風尚，儒家思想逐漸滲透到社會各方面，造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范式。但從本質(zhì)上看，這仍是一種封建專制主義文化政策。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發(fā)展，禁錮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違悖了思想統(tǒng)一于真理的規(guī)律，有明顯的消極作用。 ?如何正確對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內(nèi)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待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問題，近代以來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想傾向：一是國粹派，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對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國落后的一切根源歸之于文化傳統(tǒng)，主張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而全盤西化。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科學態(tài)度和方法應該是古為今用，批判繼承。但是如何進行“古為今用，批判繼承”呢?我們認為：（1）對哪些在長期歷史實踐中形成的優(yōu)秀價值原則，可以轉化為時代精神來繼承。例如《周易大傳》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論語》中所提倡的舍生取義、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品質(zhì)，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春秋公羊傳》中強調(diào)的天下統(tǒng)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轉化為新的時代的。尤其是強調(diào)統(tǒng)一的思想傳統(tǒng)，更具有現(xiàn)實意義。（2）對有些內(nèi)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內(nèi)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為今天新文化建設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從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民本思想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內(nèi)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們剔除其封建內(nèi)核，則可以從人民當家作主的角度來轉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將其發(fā)展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主義觀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題，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仍具現(xiàn)實意義。今天我們?nèi)孕枰岢陨硇摒B(yǎng)和為社會主義而獻身的精神。（3）對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必須否定和拋棄。如“三從四德”的女性觀，“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自然觀，“別尊卑，明貴賤”的封建等級觀等

道德教化董仲舒強調(diào)以道德教化作為治國的重要工具，并用陰陽學說來加以闡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陽德陰刑"的德主刑輔論。董仲舒是漢代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他通過總結繼承先秦時期儒家學說的主要政治思想，總結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歷史經(jīng)驗，提出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學理念，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董仲舒認為古人制定的治國理念是保證社會進步的絕對必要條件。這些理念是圣人根據(jù)天道提出的，必須認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隱藏自己顯示自己的威嚴，同時給人們降下仁愛“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春秋繁露·離合根》，下引該書只注篇名）”。這里突出的體現(xiàn)了其君權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為承天命而管理國家的人，也要做到“內(nèi)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群賢，所以為受成；不勞于事，所以為尊也；泛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離合根》）”，實現(xiàn)天人一體。同時運用權術手段管理國家，做到“謹本始詳，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yǎng)神，寂寞無為（《立元神》）”。君主的情緒關系國家命運，表現(xiàn)出來必須謹慎“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歲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為自己的喜怒情緒擾亂賞罰的秩序“雖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后發(fā)慶賞以立其德。雖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發(fā)刑罰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隱蔽意志的基礎上意志要堅定“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地之行》）”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對君主履行治國責任的具體要求。這是對韓非法制思想的繼承和運用。作為大臣則要像土地一樣樸實“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離合根》）”。君主要有韜略，大臣要坦率無私，才能有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這是因為“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陽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立元神》）”。這里我們看到了韓非帝王之術的影響，而君主和大臣都要愛護民眾，把民眾當做自己的主體，提出了君民一體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為人者天》）”。則體現(xiàn)了對孟子民本理念的繼承發(fā)展。君臣都要愛護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繼承墨子天志的學說認為上天的災禍啟示人們不要作惡，“天地之物有不祥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遣也；異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眾，斂覆眾，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賦斂，出倉谷，賑困窮矣（《五行變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災是為了啟示人們反省自己的過錯“故見天意之于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二端》）”，因此天災多就要及時反省治國理政的罪惡，“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nèi)動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這也（《二端》）”。所以為了響應天道去惡向善，人們要做到“圣者法天，賢者法圣，此其大數(shù)也。得大數(shù)而治，失大數(shù)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楚莊王》）”。所以圣人是促進社會發(fā)展最為關鍵的力量，“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過制定政治制度彰顯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祿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政治哲學有一大特點就是把“天人感應”的思想運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個季節(jié)三個月，所以君王設置三公，一次選拔三個官員。一年四季，所以一個職務要把應聘者選拔四次，等等。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過似乎沒有政治實踐的科學依據(jù)。事實上相對于荀子用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性來解釋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更具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存在科學程度的倒退，但是是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人們認識水平的體現(xiàn)。這反映了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理念從一開始就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類的對手。在董仲舒看來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規(guī)范，如果君王和父親不遵守自己應該遵守的倫理規(guī)范，那么大臣和兒子也就不會服從管制“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親沒有了長者的樣子，做大臣和兒子的也就沒了該有的規(guī)矩。而為了制定這種規(guī)范，首先應該確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進社會秩序的完善“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悌（《為者天人》）”。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關注其對倫理秩序重視，同時尤其要重視臣子的道德建設“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亂（《精華》）”。君主應該明白和臣子保持距離樹立威嚴的重要性“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時像上天公正地愛護世間萬物一樣公正地行使權力“天覆無外，地載兼受，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名號》）”這里我們看到了韓非帝王之術的影響。在這一基礎上，君主要重視人才的使用，這一點董仲舒綜合繼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點的是他將使用人才與君主自身的修養(yǎng)過程聯(lián)系起來，提出“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賢者之所事也（《通國申》）”。所以使用賢人才能治理好國家“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于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會盟要》）” 嚴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績。同時明辨是非“撮以為義，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維護統(tǒng)治。人才需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董仲舒認為善和惡兩種道德品質(zhì)都在人身上辯證的存在“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而人性中的善在潛藏的狀態(tài)中，必須經(jīng)過教育加以喚醒“性有似目，目臥優(yōu)而暝，待覺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zhì)，不可未見。今萬民之性，有其質(zhì)而未能覺，譬如暝者待覺，教然后善（《深察名號》）”。所以董仲舒對人性看法的經(jīng)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質(zhì)而未能善（《深察名號》）”。因為人的善性沒有被激發(fā)出來，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號》）”。這與荀子“化性起偽”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在明確善惡觀念的基礎上又受到道家影響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強精神修養(yǎng)“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nèi)清凈，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時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過日常禮儀訓練人們對倫理道德的感性認知能力。在對君主和大臣治理國家具體方式的主張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貧富差距過大，才能保證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指出“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度制》）”。同時反對官員從事經(jīng)濟生產(chǎn)活動，與民爭利“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經(jīng)濟建設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對人民進行文化教育“先飲食而后教誨，謂治人也（《仁義法》）”。實行教化能夠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身之養(yǎng)重于義》）”。這里繼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體恤民眾進行經(jīng)濟建設的基礎上推進社會政治建設，董仲舒始終強調(diào)必須同時運用法制和道德教化兩個手段，綜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數(shù)，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為人者天》）”。而且強調(diào)教化比刑罰更加重要“陽，天之德；陰，天之刑。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而小刑也（《陽尊陰卑》）”。同時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層面論證之后，也認為道德教化在實踐層面比刑罰更有效，因為人民“悅于慶賞，嚴于刑罰，疾于法令（《郊語》）”。發(fā)揮了韓非把賞罰作為君主治國二柄的思想。事實上秦朝建立大一統(tǒng)帝國之后采取的是單純的法制，最終由于導致了壓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驟然滅亡。這啟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識分子重視道德教育的作用，糾正了韓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視刑罰的作用。而且把仁政倫理理念與天志本體論觀點進行了結合。必須合適的形式獎勵和處罰的各項職能“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以相干也。（《四時之副》）”。在面對經(jīng)濟文化社會事務的治理問題上，董仲舒首先強調(diào)氣候的異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對人們的警告，并在應對天災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張，在治理民眾方面“省徭役，薄賦斂，出倉谷，賑困窮（《五行變救》）” 。在使用人才方面“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五行變救》）”。在君主個人作風方面“省宮室，去雕紋，舉孝悌，恤黎元（《五行變救》）”。在吏治和軍事方面“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五行變救》）”等。在這里以天志為指導闡釋了民本思想的具體主張。認為君主只有努力為百姓謀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這里我們看到了董仲舒雖然提倡在學術組織上罷黜百家，但是綜合作用了法家的權術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學說，真正做到了以學術的大一統(tǒng)情懷促進政治的大一統(tǒng)情懷。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為指導，綜合作用歷史經(jīng)驗，既突出強調(diào)德治的思想，又兼顧吸收法治理念在歷史上的實踐成果，提出了尊重統(tǒng)治者，關注人民生計的理念。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別突出地啟示我們必須在保護自然環(huán)境、不斷認識和運用自然規(guī)律的條件下開發(fā)和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 其德法兼顧的理念啟示我們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必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不能偏廢。重視民本的思想則更與我們踐行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高度一致。我們要重視這一在歷史上發(fā)揮過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當代為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歷史淵源和人民心理環(huán)境。同時批判其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和歷史觀，及其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愚忠愚孝等錯誤理念。以此為新形勢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提供必要思想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