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錢都放在市場內(nèi)的“柜窖”里。人們在入冬前已作了充分準備，以前在家院內(nèi)挖薯窖，根據(jù)地瓜量多少而決定其容量大小。跑到市場里封了商人的柜窖，將柜窖中存的“僦柜納質(zhì)錢”，“積錢貨”、“貯粟麥”等資金，通通取出了1/4出來。類似的情況也在長安發(fā)生，為了能夠及時將手里的惡錢換新，“商賈囂然，不以為便。
唐朝商人的社會地位是高還是低？
唐代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喜歡做官，除了做官能夠掌控權(quán)力以外，還可以憑此提升家族的社會地位。正因為每個老爺們都身負興旺家族的重擔，中國古代的進階之路如此重要，以至于憋出了科舉制度這種大招。而商人作為社會里一個非常特別的階層，其身份長期處于一種非驢非馬的尷尬境地。跟一般面朝黃土的老百姓比，商人的財力是無數(shù)人艷羨的，但當他們站在面朝天子的官僚面前，商人總覺得自己的腿短了一截，說話差點底氣。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扭轉(zhuǎn)家族脖子不夠硬的窘狀。唐代的商人可是各顯其能，頻頻與王宮百官、禁軍將領接觸，憑借財力砸暈一部分人謀取擠入仕途。同時，又對不合理的法律條文蜂起抗爭，觸發(fā)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商人罷市事件，逼著皇帝收回成命。這種保護自身利益且謀取改變命運的沖動如此強烈，讓唐代的商人們表現(xiàn)的跟前輩們頗有些不同，這也似乎意味著商人階層發(fā)展到唐代，已經(jīng)成為社會經(jīng)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一、唐初對商人地位的限制和商人們的反擊。唐朝初期，國家頒布的《選舉令》就明確規(guī)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親，自執(zhí)工商，家傳其業(yè)者，不得仕”。《通典》中也有記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不得應試?！碑敃r唐朝政府把商人和“犯罪人之子”并列對待，足見其地位之低。因此，曾有人說李白未參加科舉，便因為是商人之子。
除了不能參加科舉，商人之子還不能踏足另一條唐初的進身之路——入伍謀取軍功。在唐朝府兵制推行時，全國設置了六百三十三個折沖府用于訓練府兵，折沖府中士兵的遴選條件皆為富裕農(nóng)戶，家有財力負擔武器和從軍口糧。而作為更有財力的商人子弟則被排除在外，唐高宗李淵曾明確表示，“工商雜類，無預仕伍”。李世民也稱說過：“工商雜色之流，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可見在當時的帝王心中，商人是賤籍甚至不能和君子一起吃飯。同時，國家對商人的限制還有不得騎馬、不得穿綾羅綢緞等等。但商人不能“仕伍”，這種要將其固化在底層的規(guī)定，必然會招致商人階層的反彈，他們以雄厚的財力為依托，用各種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挑戰(zhàn)制度的權(quán)威，并逐漸將口子越撕越大。到了唐朝后期，通過各種途徑入仕越來越多，朝廷律令里商人子弟“不得應試”的規(guī)定已經(jīng)成了廢紙。
州府的貢士榜上，公然列有市井子弟的名字，說明商人子弟應試已是社會共識。其實，即便是在唐初律令嚴肅時期，也一樣有商人為官的案例，關(guān)鍵得看走通了誰的門路，有多大貢獻罷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武則天的老爸武士彟，這個山西并州的大建材商人，和李淵拉上了關(guān)系，當李淵任太原留守后，便任命武士彟為行軍司鎧參軍。隨著二人關(guān)系日漸密切，他甚至直接鼓動李淵起兵造反，并聲稱“夢見李淵騎馬而登天，俱以手捫日月”。
《新唐書·列傳一百三十一》：武士彟字信，世殖貲，喜交結(jié)。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后留守太原，引為行軍司鎧參軍?！ㄊ繌Γ┳匝試L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系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憑借從龍之功，唐朝建國后武士彟歷任庫部郎中、利州都督、荊州都督、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封太原郡公、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
如果說，武士彟功勞在于朝廷未建之前便果斷下注。那貞觀時期“家資巨萬”的大商人裴明禮，“拜殿中侍御史、轉(zhuǎn)兵部員外，中書舍人，累遷太常卿?！备咦陲@慶年間，安州巨商彭志筠上表朝廷，“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詔受其絹萬匹，特授奉議郎，布告天下”，則顯然是以“納捐”的方式謀得帝王歡心，擺平了進身之路。等到安史之亂后，國家離亂財政緊張，擁有大量財富的商人成了朝廷的香餑餑。
為了籌錢養(yǎng)兵，唐庭甚至不惜賣官售爵，商人不得入仕的規(guī)定根本就顧不上了。唐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庭明確規(guī)定：“納粟一千石者，使授解偈官，有官者依資授官；納粟二千石者，超兩資授官”。這等于是在向商人和地主“招標”賣官了，只要出而起錢糧，哪還管您是不是什么“賤籍”？此風一開，大量商人進入了官僚隊伍改變了家族的品級，以至于到了唐朝末年，“自宰相、翰林學士、三司使皆有定價，致位者甚多，更有白身便為宰相者。
”到了這個程度，朝廷幾乎成了買賣官爵的大市場，就連將軍出征也隨身帶著大量空白告身，只要富戶、巨商資助錢糧，馬上就掏一卷告身出來，錢官兩清概不賒欠。以至于，唐僖宗居然發(fā)了這樣一道召命，“刺史縣令，如是本周百姓及商人等，準元敕不令任當處官。不系高下，蓋以事體不可，兼又十室九親，一切阻礙，公事難行。近年此色至多。
各仰本道遞相檢查，當日勒停。百姓商人，亦不合為本縣鎮(zhèn)將。若有違越，必舉典刑?！睆倪@道召命可以看出以下幾點：首先、唐末朝廷已經(jīng)管不了商人入仕了，所以干脆也就不藏著掖著了。即便是刺史這類高官，很多都由商人擔任（“刺史縣令，如是本周百姓及商人等”）。其次、朝廷無可奈何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禁止本地為官（“不令任當處官”，“亦不合為本縣鎮(zhèn)將”）。
最后、此敕令明文禁止，說明商人擔任本地刺史、縣令、鎮(zhèn)將的情況很多見。朝廷認為此事頗不可為，因為本地族親甚多（“十室九親”），導致“一切阻礙，公事難行”，并與之前“不得本地為官”的律令相悖，故特此禁之。由此可見，隨著唐朝吏治的崩壞，初唐森嚴的“工商雜類，無預仕伍”政策，以及對商人的種種限制，全都被銀彈攻勢徹底瓦解。
二、唐代商人維護自身權(quán)益的訴求開始覺醒歷朝歷代的商人，即便再有錢，跟政府相比也是弱勢群體。唐代之前，幾乎未見過商人集團發(fā)聲抗爭的例子，面對官吏的盤剝一貫都是龜息大法忍著。但在唐朝，隨著社會生活的發(fā)展，商業(yè)成了整個國家經(jīng)濟運行的主軸之一，隨著商業(yè)重要程度的提升，商人的社會地位也隨之上升（至少是商人心中認為自己的重要性上升）。
對明顯不利于自己的朝廷政策，開始組團進行“上訴”乃至以“罷市”進行抗爭。武則天時期開始，唐朝私鑄銅錢現(xiàn)象屢禁不絕，這些被統(tǒng)稱為“惡錢”的私鑄銅錢，比法定的開元通寶重量少一半左右。天寶十一年（752年），在李林甫的建議下，玄宗下令禁止惡錢流通，“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倍潭桃粋€月時間里，就要廢止市場里流通的巨額惡錢，必然導致中小商人利益受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印度莫迪政府推行的廢舊鈔運動，當時大量民眾在銀行門口排幾個小時的隊換新鈔、取存款。類似的情況也在長安發(fā)生，為了能夠及時將手里的惡錢換新，“商賈囂然，不以為便?！苯Y(jié)果，商人們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攔住楊國忠的馬頭眾聲申訴（“眾共遮楊國忠馬自言”）。楊國忠聽了以后還挺高興，高效率的跑到李隆基面前，告了政敵李林甫一記黑狀。
李隆基也發(fā)現(xiàn)，此事過于操切，不利于穩(wěn)定市場環(huán)境，便將召命改為，“只要不是鉛錫所鑄和穿孔錢，還和以前一樣正常流通?！保ā皣覟橹杂谏希嗣倾U錫所鑄及穿孔者，皆聽用之如故?！保┻@次由廢除惡錢的誘發(fā)的“上訴”運動，很快得到了平息，但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朝廷的一系列政策，讓唐朝商人徹底炸了。整個長安的商人階層，聯(lián)合起來發(fā)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罷市”抗爭。
唐德宗李適這倒霉孩子，打從上臺就內(nèi)憂外患，沒錢花一直嚴重困擾著他。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節(jié)度使們開始組團對抗中央敕令，戰(zhàn)火再度重燃，如何籌錢養(yǎng)兵讓李適坐臥不寧。時任宰相盧杞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給他出了斜招。他對德宗說：“國家沒錢平叛，可富商有錢吶！家財超過萬貫的，留一萬貫持家，多出來的借給國家，五百萬貫小意思，分分鐘搞定。
”《舊唐書·盧杞傳》：“（盧杞）以為泉貨所聚，在于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為業(yè)，有余，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崩钸m一合計也是哈！等仗打完了，再還唄，咱也不賴賬！（“上許之，約以罷兵后以公錢還”）結(jié)果，盧杞的小弟們下手太狠了，只要稍有不愿意的，按地下就捶，逼得人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京城富戶如同被盜賊洗劫。
（“搜人財貨，意其不實，即行搒箠，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保┚褪沁@么捶，也只搜羅出八十八萬貫，離老大吹噓的五百萬貫差之甚遠。小弟們一看沒法交差，都急眼了。跑到市場里封了商人的柜窖，將柜窖中存的“僦柜納質(zhì)錢”，“積錢貨”、“貯粟麥”等資金，通通取出了1/4出來。“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才及八十八萬貫。
又以僦柜納質(zhì)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僦柜納質(zhì)錢”，“積錢貨”、“貯粟麥”是唐朝商業(yè)發(fā)展后，自發(fā)形成的信用體系和存儲規(guī)則。“僦柜”其實就是資金保管箱，商人為財物的安全和避免搬運麻煩，常將錢物儲存柜坊，取用時要交手續(xù)費?！百A粟麥”則是官府向大糧商購糧時，支付的預付款。這些錢都放在市場內(nèi)的“柜窖”里。
）盧杞手下的舉動讓商人們徹底炸鍋了，這和明搶沒有任何區(qū)別了。憤怒的商人們聯(lián)手罷市，關(guān)閉了長安所有的市場。長安城這個人口超過二百萬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頓時陷于停滯。生活受到影響的市民也不干了，他們堵住長安的街道，指名道姓的要求盧杞出來給個說法。（“長安為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于道訴之?！保┍R杞一開始還假裝鎮(zhèn)定，出來跟百姓解釋，可他發(fā)現(xiàn)他的一張嘴，根本堵不住成百上千張憤怒噴涌的嘴。
眼瞅著市民越來越激動，嚇得他轉(zhuǎn)身就跑。（“杞初雖慰諭，后無以遏，即疾驅(qū)而歸。”）最逗的是“涇原兵變”不久后爆發(fā)，亂軍沖入長安，面對惶恐不安的百姓和商人，居然高呼：“不收你們僦柜納質(zhì)了，不稅你們的間架、除陌稅了！”這話的意思是，大家別慌我們不搶市場里的“納質(zhì)錢”，不收你們的“房產(chǎn)稅”（間架稅就是唐朝的房產(chǎn)稅）和“商品交易稅”（除陌稅就是商品交易稅）！一瞬間亂軍和百姓達成了妥協(xié)，嘩變的亂軍在前鼓噪而行，長安百民夾道而觀，圍觀者數(shù)以萬計，涇原軍變幾乎成了一場市民狂歡的花車游行。
德宗見勢不妙只得帶著太子、貴妃和一百多太監(jiān)倉皇逃出長安，直奔奉天（今陜西乾縣），成了唐朝歷史上第三位出奔的皇帝。“涇原兵變”后，李適也知道“僦柜納質(zhì)”、“間架稅”、“除陌稅”這幾樣實在是太招人恨，都成了叛軍聚斂民心的口號了?；氐介L安后，頒布了《罪己詔》把自己好頓埋汰，順手廢除了這幾項惡政。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唐朝一直試圖以律令的方式，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但這種方式必然是徒勞的。
商業(yè)流通重要性的提升，必然導致財富量聚集，聚斂了巨額財富的商人，社會地位必然相應上升。這些都是政令所不能阻擋的，即便國家有明確的政令，商人們也必然會用各種方式不斷滲透。唐朝的商人最初的手段是納捐，而后便晉升結(jié)交權(quán)貴，再后來干脆演進到直接聯(lián)系禁軍將領。而他們抗爭的手段也從最初的“上訴”，發(fā)展到“罷市”，再到以“磚石襲擊宰相”，最后商人們干脆“挾持兵杖，入南山為盜”，以武力對抗唐庭的“括商”政策。
在農(nóng)村，很多農(nóng)民為何把地瓜入地窖保存？
地瓜糸指薯類作物，它的收獲期一般在農(nóng)歷霜降節(jié)氣前后。此時天氣變化無常，氣溫晝夜溫差較大對紅薯危害較大。若保管不甚紅薯可因氣溫低而變質(zhì)。輕則起黑斑，重的可壞爛不能食用……如何保存好地瓜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摸索出很多經(jīng)驗，并在生活中積淀了很多知識和方法。人們在入冬前已作了充分準備，以前在家院內(nèi)挖薯窖，根據(jù)地瓜量多少而決定其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