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福到家酒業(yè)有限公司,雪中飛羽絨服商標是什么

1,雪中飛羽絨服商標是什么

雪中飛羽絨服商標由雪中飛和SNOW FLYING組成。雪中飛羽絨服是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雪中飛以羽絨服為基礎,并最終打造為最具影響力的動感新潮休閑服裝品牌。雪中飛羽絨服是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的產(chǎn)品,雪中飛服飾的每一款產(chǎn)品都出自著名設計師的靈感,將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風格與現(xiàn)代氣息相融合的雪中飛服飾最好地詮釋了優(yōu)雅的男裝系列。商標如下:擴展資料由于新經(jīng)濟的影響,世界范圍內(nèi)掀起了一場深刻的革命,消費者特別是年輕消費者越來越追求個性化的品牌。中國羽絨服企業(yè)越來越重視增加品牌的文化內(nèi)涵,大部分羽絨服品牌已具有了鮮明獨特的個性,如“波司登”的高貴典雅、“雪中飛”的年輕活潑。市場上羽絨服品牌效應突出,諸多名牌產(chǎn)品備受關注,與此相反,一些小品牌往往很難生存。愛心公益的宗旨就是力求聚合各方愛心力量,以集體行動支持公益事業(yè)。因此,雪中飛通過網(wǎng)絡與受眾積極互動,提供了一條捐獻愛心的綠色通道——《輕裝上陣》Flash線上互動活動。《輕裝上陣》作為本次愛心傳遞的第一座橋梁,只要參與活動,便能為貧困山區(qū)的孩子們捐獻一克羽絨。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雪中飛百度百科-雪中飛羽絨服雪中飛官方網(wǎng)上商城-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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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哪個省的人最能喝酒

“四川人喝酒可不是為了放松休息。它經(jīng)常乃是競賽性質(zhì)的,通常會用到白酒,一種強烈的,口感惡心的谷物釀的酒。男人們相互敬酒,一口干掉,而這種飲宴很有發(fā)展為恃強凌弱的傾向,參與者們相互刺激,直到某個人喝出病來?!泵绹骷液蝹ピ凇督恰分械倪@段話,相信中國大部分地區(qū)的男人看后會紛紛表示不平——灌酒幾乎是全中國的特點,并非一省一市的專名,更重要的是,無論哪個“中國最能喝排行榜”,四川人都無法排進前列。不過,中國人豪飲的方式雖讓美國人感到震驚,但大部分中國人日常是不愛喝酒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2010年的報告顯示,中國15歲以上人口年人均消費酒精約 6.7升,與俄羅斯15.1升、捷克13升、法國12.2升的消費量相差甚遠。甚至無法比擬人種、文化相近的韓國(12.3升)和日本(7.2升),連地 處熱帶、無需飲酒御寒的泰國人,也比中國高0.4升。【中國式酒桌文化】幾乎所有民族都有程度不一的勸酒行為,為什么中國的“酒桌文化”會給人留下強烈印象?它實在太精細復雜了。有些以豪飲著稱的游牧人,招待客人時喜歡一醉方休,這是因為他們?nèi)粘I鐣煌^少,來了客人猶如過節(jié);但其禮數(shù)和講究通常很簡單,至多灌下幾碗即可。東亞的日本、韓國,職員們喜歡下班后集體喝酒,但日本人基本保持隨意,韓國人比日本人更講究尊卑,但其禮數(shù)的復雜程度遠不能與中國相比,也不像中國這樣非要把人灌醉不可。自古中國就有勸酒傳統(tǒng),但古人的勸酒、灌酒,與其他民族的勸酒并無特別不同,而今天中國的酒桌文化因為發(fā)展出一套通行全國的規(guī)則,并非古代傳統(tǒng)的簡單繼承。中國各地酒桌文化基本原則相同:下級向上級敬酒,顯示恭敬和服從;上級對下級勸酒,表現(xiàn)親密與庇護;同級間相互斗酒,則展示力量,活躍氣氛;每一級不能亂了步驟。敬酒順序:必須先等位尊者互相敬酒,然后才是位卑者按層級高低,先后向位尊者敬酒;一定要弄清地位排序,先敬地位最高,然后次高,一旦順序出錯,不但易引起不悅和懷疑,而且會弄得位尊者之間彼此尷尬。敬酒姿態(tài):位卑者向位尊者敬酒,必須離席走近位尊者,碰杯時杯口必須低于對方酒杯,無論對方喝多少,都必須雙手舉杯先干為敬。位尊者若離席向位卑者們敬酒,位卑者們須做感動雀躍狀。灌酒規(guī)則:地位最高者當然是酒宴上被灌酒的第一目標,但只能適可而止,位尊者喝到適度,充分領略下屬的忠誠后,接下來通常是欣賞手下面紅耳赤互相灌酒的娛樂時段。斗酒規(guī)則:若是兩個組織參與的酒宴,通常主人會努力把客人們放倒,但位尊者總有人代酒,雙方主帥并非斗酒主力,承擔重任的多半是中層骨干。所以,被放倒的通常是敢為領導豁出去的中層。兩個單位斗酒,最大價值不是把對方擺平,而是各自增進內(nèi)部凝聚力——平時難得在領導面前表現(xiàn)的下屬有了最直接機會,而下屬忠心耿耿的表現(xiàn),則會讓領導非常享受。酒能讓人放松、興奮、自控力降低,容易快速建立互信和親密關系,在人情社會,它幾乎是萬能的情感粘合劑。而在人情因素考慮較少、講究規(guī)則和程序的社會,酒宴就很難成為商務、公務活動中的重要紐帶,酒更多出現(xiàn)在個體之間交流感情的場合。所以,人情社會較濃的東亞國家勸酒文化相對較濃,而日本、韓國、中國的社會尊卑層級分明程度有別,酒桌文化的強度明顯有遞進關系——中國人雖不像韓國人一 樣,年齡稍大幾歲就分出地位高下,但中國整個社會的組織體系都被納入自上而下的15級行政級別,這種層級和秩序遠比韓國更森嚴。另外,中國自1950年代末的社會改造,將中國人的全部社會關系都納入“單位”內(nèi);日、韓的組織只管成員的加薪、升職,而中國的組織還管戶籍、分房、職稱評定、子女入托入學等。個人極端依附體制,是中國式酒文化誕生的基礎。不過,一旦離開等級分明的場合,中國人就沒有這么多規(guī)矩,飲酒量也會大幅降低。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華人移民加拿大后,酒精消費立即大減,最高降幅達70%。但只要留在中國,就免不了經(jīng)常出入酒桌,酒宴文化不但令一些人苦不堪言,也成為年輕人進入單位最大的考驗和壓力,由于能喝就可以迅速獲得賞識,網(wǎng)上有大量年輕人咨詢?nèi)绾五憻捑屏?。中國什么地方的人最能喝?【南北東西酒量有別?】一般認為,北方比南方更能喝,山東、東北、內(nèi)蒙、新疆、河南都有足夠資格認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有門戶網(wǎng)站做過問卷調(diào)查,結果顯示北方人酒量強于南方。不過從生理角度講,中國南北方的酒量差別有限。人的酒量取決于身體的解酒功能,近一半中國人因缺乏乙醛脫氫酶2(ALDH2),在解酒的第二步——代謝乙醛時存在缺陷。這種缺陷在南北方人口的分布上差別不大,因此,中國南北方飲酒能力在生理上的區(qū)別很小。如果與歐美人和非洲人比較,則中國人無論南北都不善飲。歐美人代謝乙醛的缺陷比例很小,體質(zhì)上普遍比中國人能喝,只是他們除了酒吧狂歡之類少數(shù)場合外,很少像中國人這樣往酒量極限上喝。中國酒量排行榜的形成,其實是非常晚的事——1970年代末以前,酒類憑證配給,在普通百姓,它是稀有的硬通貨,即使是官員,雖然可按行政級享受不同檔次白酒,其所得亦相當有限。另一方面,高強度的意識形態(tài)和計劃體制下,人情松動權力的需求和空間非常有限。前面的分析,其實已經(jīng)回答了為什么中國南北方和東西部存在酒量差別:酒桌文化強弱其實與體制化程度正相關。1970年代末以前,北方的體制化程度明顯高于南 方,不但大型國有企業(yè)和工業(yè)投資多集中于東北、華北以及西南地區(qū),農(nóng)村的集體化熱情也明顯有別(農(nóng)村先進典型幾乎都出自適合大規(guī)模集體勞作的北方)。1980年代后,中國南北和東西部的體制化差別進一步放大,體制依附性最低的東南沿海,部分地方的主流社會不但沒來得及形成像樣的酒桌文化,甚至開始朝著悖離典型中國酒桌文化的方向發(fā)展。中國酒桌文化的強弱并不完全由其體制化程度排名決定。北京、山東就是兩個明顯兩個特例。1980代末,北京就與周邊形成鮮明對比,公務和商務宴請少有勸酒、灌酒?;蛟S因為北京是權力中心,官員扎堆,不敢隨意造次;等級制森嚴的環(huán)境,酒桌文化對所有人都是極大負擔。此外,北京官員受教育水平遠高于外地,外事交流也讓其視野更開闊,不易形成酒桌文化。山東未必是公認酒量最大的地方,但卻是公認的酒桌文化第一輸出大省。如果以體制化程度看,山東其實是北方地區(qū)體制化程度較輕的地區(qū),但它又被公認為官本位思想最強的地區(qū)。這或許是其酒桌文化地位的來由。地域文化的自我認知或許對酒桌文化也有影響,無論是山東、東北、內(nèi)蒙還是新疆,其自我認知中都有豪爽、勇猛、彪悍這類正面的關鍵詞,而在酒桌文化較淡的東南沿海地區(qū),這些關鍵詞往往是負面的。當然,無論是山東人、東北人還是內(nèi)蒙人,沒人喝得過解放軍。軍隊的體制化程度最高,又有“酒壯英雄膽”的文化。部隊不像地方酒桌文化那么繁瑣,直接就是“感情鐵,喝出血”。白酒企業(yè)也樂于同軍隊建立關系。2011年,茅臺集團宣布同7大軍區(qū)結成軍企友好互建單位,“與人民軍隊緊密相連的特殊情感融入了彼此的 血液”?!景拙频臏S亡】然而,中國酒桌文化核心的白酒,今天已處于迅速淪亡的境地。1993 年,“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的廣告語傳遍大江南北,洋酒因其高昂價位成為地位的新象征。得風氣之先的廣東最早接觸洋酒,但洋酒消費很快由時髦和炫耀, 變成了真正的口味欣賞。今天廣東洋酒銷售占全國1/3,廣州的芝華士和皇家禮炮銷量每年能翻番,其他品種洋酒的增長率也在30%左右。在人口最多、收入最高的東部,白酒已經(jīng)不是酒類消費的第一選擇,2012年白酒銷售額的56.2%來自西部,比中部和東部總和還多。同一份報告顯示,全國 73.9%和89.8%的葡萄酒、啤酒在東部銷售,這一比例在中部和西部分別是8.4%、3.2%和17.7%、7.0%。白酒由于被定位為宴請酒類,逐漸被從酒宴之外的市場擠出。喝白酒耗時、傷身,不符合城市快節(jié)奏生活,啤酒成為最大替代者。另外,中國今天大部分白酒品牌都誕生于最近二三十年,很難談得上穩(wěn)定可信的品質(zhì),在與洋酒的爭奪中,不免落于下風。酒吧這個新興市場無疑是洋酒的最大推銷者,源自西方的酒吧文化天然與洋酒高度契合。由于洋酒價格對今天的中國人已是大眾消費品的水平,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qū)ρ缶莆幕涂谖兜恼J同,轉(zhuǎn)而成為其日常消費者。在國酒低迷時,黃酒卻在近年有了高速增長。黃酒較低的度數(shù)、溫和的口感以及與之匹配的江南酒文化,使之逆勢增長,成為洋酒的強勁對手。2009年,中黃集團黃酒銷售額為8.5億元,2012年超18億,在普遍的酒業(yè)停滯中,3年翻了一番。中國白酒注定已無法改變酒宴用酒的形象——白酒廠商的廣告一直在強化它與權力的關系,其廣告代言多為張鐵林、張國立、陳道明、唐國強等以扮演帝王而著名的演員,有些廣告直接就讓代言明星裝扮成滿清帝王。由于白酒高度依賴公款消費,而公款消費其實是一個不穩(wěn)定的市場——中央領導人每隔10年換屆,換屆后都會整頓黨政作風,公款消費市場會出現(xiàn)大幅萎縮。所以,最近一二十年來,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白酒市場周期性的起伏,高端白酒就更為明顯。估計這次寒流比以往更強烈。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下令,要求接待工作不安排宴請、不喝酒,坊間稱為“軍隊禁酒令”。解放軍作為高端白酒的重要消費者,他們突然禁酒,對中國白酒行業(yè)無疑是雪上加霜。有意思的是,中共十八大會議期間,貴州習酒充當了中國主要門戶網(wǎng)站十八大專題的贊助商,其知名度借勢大幅提升,只是,不知道它現(xiàn)在怎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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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陽節(jié)作文600字

重陽節(jié)習俗 賞菊 菊花,又叫黃花,屬菊科,品種繁多。我國是菊花的故鄉(xiāng),自古培種菊花就很普遍。菊是長壽之花,又為文人們贊美作凌賞菊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們愛它、贊它,故常舉辦大型的菊展。菊展自然多在重陽舉行,因為菊與重陽關系太深了;因此,重陽又稱菊花節(jié),而菊花又稱九花。賞菊也就成了重陽節(jié)俗的組成部分。宋代《東京楚華錄》卷八:“九月重陽,都下賞菊,有數(shù)種。其黃、白色蕊者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者‘金齡菊’,純白而大者曰‘喜容菊。無處無之。 明代,在《陶庵夢憶》中記載有:“兗州紹紳家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浮出數(shù)層。席散,撤葦簾以受繁露?!? 清代賞菊,如《燕京歲時記》:“九花者,菊花也。每屆重陽,富貴之家,以九花數(shù)百盆,架度廣廈中前軒后輕(軒輊,車前高后低叫軒,前低后高叫軒,比喻高低優(yōu)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積者,曰‘九花塔’。”在《清嘉錄》中記蘇州賞菊活動說:“畦菊乍放,虎阜花農(nóng),已干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擔入城市。居人買為瓶洗供賞者,或五器七器為一臺,梗中置熟鐵絲,偃仰能如人意?;蛴趶V庭大廈堆壘千百盆為玩者,縐紙為山,號菊花山。而茶肆尤盛?!绷砣纭督鹌棵贰?、《浮生六記》等書中也有賞菊之記載。至今,重陽節(jié)期間,各大公園也仍組織大型菊展,并將菊縛扎成各類動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觀。 登高 重陽最重要的節(jié)日活動之一,即是登高。故重陽節(jié)又叫“登高節(jié)”。登高所到之處,沒有劃一的規(guī)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登高 早在西漢,《長安志》中就有漢代京城九月九日時人們游玩觀景之記載。在東晉時,有著名的“龍山落帽”故事。據(jù)《晉書》中《孟嘉傳》載,九月重陽這天,晉朝大司馬桓溫及參軍大將孟嘉等人登上龍山(今湖北江陵縣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觀賞山景,連帽被風吹走也不知道。桓溫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辯,一時傳為佳話。 南朝時,梁人吳均在《續(xù)齊諧記》中記載一個神異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隨費長房游學,費長房要他在重陽這天讓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飲菊花酒,才可免禍?;妇罢辙k了,才逃脫災禍。這個故事,生動地反映出重陽時人們的避邪除災心理。 當然人們登高也不單是攀登而已,還要觀賞山上的紅葉野花,并飲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與野宴結合起來,更有吸引力。如隋時孫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陽日,必以看酒登高遠眺,為時宴之游賞,以暢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歸?!庇浰宕L俗,已與后世近似。在南宋的《夢粱錄》卷五載:“日月梭飛,轉(zhuǎn)盼重陽。……是日‘孟嘉登龍山落帽,淵明向東籬賞菊’,正是故事?!蹦纤雾n元吉《水調(diào)歌頭·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負菊花開。試尋高處,攜手攝展上崔嵬。放目蒼崖萬仞,云護曉霜成陣,知我與君來。古寺倚修竹,飛檻絕尖埃?!泵鑼懥酥仃栙p菊及登高觀景的韻致。 明清時,北京地區(qū)登高頗盛,《燕京歲時記》云:“京師謂重陽為九月九。每屆九月九日則都人提壺攜楹,出都登高。南則天寧寺、陶然亭、龍爪槐等處,北則薊門煙樹、清凈化域等處,遠則西山八處。賦詩飲酒,烤肉分糕,詢一時之快樂也?!辈徽撐娜税傩?,都喜歡登高后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有些貴戚富家則帶上幕帳、烤具、車馬、樂器,登高臺、土坡,架起幕帳、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并唱戲奏樂,聽歌看舞。如清末慈禧太后,每年重陽于北海東的桃花山登高、野餐、烤肉,并架藍布圍障,防止閑人偷看。在玉淵潭釣魚臺等處,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故宮御花園里也有登高之山。 又如廣州地區(qū),游客多于重陽登上白云山,飲酒賦詩,熱鬧非凡,影響至今。在上海,附近無山丘,便把滬南丹風樓及豫園的大假山作為登高雅集之所,也很熱鬧。至民國年間干脆又登二十四層高的國際飯店。而近代的北京香山、山東的牛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閣等等,也都是登高勝地。尤其是滕王閣,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陽節(jié)時在閣上寫出千古名文《滕王閣序》,更聞名天下。至于湖北江陵龍山上的紀念晉代孟嘉落帽的落帽臺古跡,也吸引著許多游客。 由于重陽為秋節(jié),節(jié)后草木開始凋零,所以有稱重陽節(jié)野游活動為“辭青”,與三月春游“踏青”之說法相對應。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記:“(重陽)有治看攜酌于各門郊外痛飲終日,謂之‘辭青’?!边@也是一個頗有詩意的名稱。 關于登高習俗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 一說可能源于古代對山神的崇拜,以為山神能使人免除災害。所以人們在“陽極必變”的重陽日子里,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災禍?;蛟S最初還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來才逐漸轉(zhuǎn)化成為一種娛樂活動了。(古代認為“九為老陽,陽極必變”,九月·九日,月、日均為老陽之數(shù),不吉利。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長壽的活動,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稱九為“宜于長久”之數(shù)。這是明代謝肇制《五雜咀》中的看法。 一說重陽時節(jié),秋收已經(jīng)完畢,農(nóng)事相對比較空閑。這時山野里的野果、藥材之類又正是成熟的季節(jié),農(nóng)民紛紛上山采集野果、藥材和供副業(yè)用的植物原料。這種上山采集農(nóng)民們把它叫做“小秋收”。登高的風俗最初可能就是從此演變而來的。至于集中到重陽這一天則是后來的事。那意思是以此作為一種象征,起點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于植樹,人們就定個植樹節(jié)的道理一樣。此外重陽節(jié)期間天氣晴朗,氣溫涼爽,適宜于登高望遠。 佩茱萸·簪菊花 重陽節(jié)有佩茱萸的風俗,因此又被稱為“茱萸節(jié)”。茱萸是重陽節(jié)的重要標志。重陽節(jié)時人們還喜歡佩戴菊花。茱萸雅號“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壽客”。 佩茱萸 茱萸是一種可以做中藥的果實,因為出產(chǎn)于吳地(今江浙一帶)的茱萸質(zhì)量最好,因而又叫吳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它是一種常綠小喬木,樹幾乎可以長到一丈多高,葉為羽狀復葉,初夏開綠白色的小花,結實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實嫩時呈黃色,成熟后變成紫紅色,有溫中、止痛、理氣等功效。茱萸葉還可治霍亂,根可以殺蟲?!侗静菥V目》說它氣味辛辣芳香,性溫熱,可以治寒驅(qū)毒。古人認為佩帶茱萸,可以辟邪去災。 重陽佩茱萸的習俗在唐代很盛行,人們認為在重陽節(jié)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難消災;或佩帶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帶,稱為茱萸囊,還有插在頭上的。大多是婦女、兒童佩帶,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帶。重陽節(jié)佩茱萸,在晉代葛洪《西經(jīng)雜記》中就有記載。除了佩帶茱萸,人們也有頭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經(jīng)如此,歷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陽節(jié)的習俗是把菊花枝葉貼在門窗上,“解除兇穢,以招吉祥”。這是頭上簪菊的變俗。宋代,還有將彩繒剪成茱萸、菊花來相贈佩帶的。 重陽茱萸其實也和端午節(jié)的雄黃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目的在于除蟲防蛀。因為過了重陽節(jié),就是十月小陽春,天氣有一段時間回暖;而在重陽以前的一段時間內(nèi),秋雨潮濕,秋熱也尚未退盡,衣物容易霉變。這段時間又是桂花盛開之時,所以民間稱之為“桂花蒸”,這時必須防蟲。茱萸有小毒,有除蟲作用,制茱萸囊的風俗正是這樣來的。 但是在宋元之后,佩茱萸的習俗逐漸稀見了。其變化的因由大概要從重陽節(jié)俗的重心的潛移中去理。重陽在早期民眾的時間生活中強調(diào)的是避邪消災,隨著人們生活狀態(tài)的改善,人們不僅關注目前的現(xiàn)實生活,而且對未來生活給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長生與延壽。所以“延壽客”(菊花)的地位最終蓋過了“避邪甕”(茱萸)。 放紙鷂 放紙鷂是惠州過重陽節(jié)的主要習俗。換句話說,惠州民間過重陽節(jié)是以放紙鷂為主要特征的。此習,除惠州流傳的民謠中有敘述以外,光緒《惠州府志》亦有記述。 放紙鷂 紙鷂亦現(xiàn)在的風箏。風箏是五代以后的稱謂,五代之前,北方習慣稱“紙鳶”,南方則多叫“鷂子”,惠州的“紙鷂”稱謂很明顯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稱,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風箏始見于春秋時期,初型均是鳥類。相傳公輸般(魯班)“削竹為鶴,成而飛之”,“作木鳶以窺宋城”。這里的“竹鵲”“木鳶”,就是代風箏的雛型。不過,當時沒有紙,只能用竹木制成。清人筆記中說 “韓信率軍十萬圍攻項羽于垓下,以牛皮制風箏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鄉(xiāng)之曲,其聲悲怨,楚軍弟子八千人盡皆散去”。這里所說的漢代風箏,也只不過是牛皮制的風箏。東漢蔡倫造紙術面世后,始有紙制風箏,出現(xiàn)了“紙鳶”和“鷂子”的稱謂?!帮L箏”之名的出現(xiàn),據(jù)記是出現(xiàn)在五代,《詢芻錄》記曰:“風箏,即紙鳶,又名風鳶。初,五代李鄴于宮中作紙鳶,引線采風為戲,后于鳶首以竹為笛,使風入竹,聲如箏 鳴,俗呼風箏?!碧埔院?,風箏盛行,并定清明節(jié)為風箏節(jié),宋已后更是在老百姓中間普及了。從這以后,風箏的形狀已不局限于鵲、鳶、鷂等鳥類,蟲、魚、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后,風箏制作已成為一種十分精湛的手工藝術。 惠州民間的紙鷂,已非本來面目,多為四方平面,帶一尾巴,其形狀與民間所貼門神、神位相似,故疑為神狀風箏的一種簡化。在惠州民間,風疹制作極為簡單,采竹一枝彎曲,一支直豎,撐住一張四方紙,貼上尾巴調(diào)好線,即可放飛。有一種不帶尾巴,四方狀紙稍大,稱“阿婆鷂”,以放飛時平穩(wěn)、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狀的紙鷂也偶而有之。 重陽這天,人們多伴以凳高,于街道和曠野處放飛風箏,孩童、成人均有之,亦甚壯觀。 按我國的傳統(tǒng)習慣,放飛風箏多在清明。重陽放紙鷂可說是惠州民間特有習俗。其來由無從考究。但從惠州的領南氣候觀之,時間上似乎頗為恰當。清明前后為雨季,春雨不斷,這時顯然是不適合于放紙鷂的,而重陽前后秋高氣爽,勁風不斷,人們按傳統(tǒng)習俗要登山登高,進行戶外活動,此時放紙鷂,天時地利人和,是頗多為適合的。 吃重陽糕 重陽的飲食之風,除前所述的飲茱萸、菊花酒,吃菊花食品之外,還有好些,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吃糕。在北方,吃重陽糕之風尤盛。 重陽糕 據(jù)《西京雜記》載,漢代時已有九月九日吃蓬餌之俗,即最初的重陽糕。餌,即古代之糕?!吨芏Y》載餌用作祭祀或在宴會上食用。漢代又記有黍糕,可能與今天的糕已差不遠。蓬餌,想必也類似于黍糕之類。至宋代,吃重陽糕之風大盛了。糕與高諧音,吃糕是為了取吉祥之意義,因而才受到人們的青睞。 重陽糕又稱花糕、菊糕、五色糕,制無定法,較為隨意,有“糙花糕”、“細花糕”和“金錢花糕”。 粘些香菜葉以為標志,中間夾上青果、小棗、核桃仁之類的糙干果;細花糕 有3層、2層不等,每層中間都夾有較細的蜜餞干果,如蘋果脯、桃脯、杏 脯、烏棗之類;金錢花糕與細花糕基本同樣,但個兒較小,如同“金錢”一 般,多是上層府第貴族的食品。 據(jù)說,早年不家用發(fā)面餅夾上棗,栗諸果的, 或以江米、黃米面蒸成粘糕餅,似“上金”、“下銀”的花糕。 有詩描述重陽糕的制作: 蔡云: 篝火鳴機夜作忙, 織工一飲登高酒, 依然風雨古重陽, 蒸出棗糕滿店香。 九月九日天明時,以片糕搭兒女頭額,口中念念有詞,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講究的重陽糕要作成九層,像座寶塔,上面還作成兩只小羊,以符合重陽(羊)之義。有的還在重陽糕上插一小紅紙旗,并點蠟燭燈。這大概是用“點燈”、“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紅紙旗代替茱萸。當今的重陽糕,仍無固定品種,各地在重陽節(jié)吃的松軟糕類都稱之為重陽糕。 重陽糕不僅自家食用,還饋送親友,稱“送糕”;又請出嫁女兒回家食糕,稱“迎寧”。 飲菊酒 菊花,是我國名花,也是長壽名花。在“霜降之時,唯此草盛茂”,由于菊的獨特品性,菊成為生命力的象征。 早在屈原筆下,就已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即服食菊花瓣。漢代就已有了菊花酒。魏時曹五曾在重陽贈菊給鐘蹈,祝他長壽。晉代葛洪在《抱樸子》中記河南南陽山中人家,因飲了遍生菊花的甘谷水而延年益壽的事。梁簡文帝《采菊篇》中則有“相呼提筐采菊珠,朝起露濕沾羅懦”之句,亦采菊釀酒之舉。直到明清,菊花酒仍然盛行,在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中仍有記載,是盛行的健身飲料。 重陽佳節(jié),我國有飲菊花酒的傳統(tǒng)習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陽必飲、祛災祈福的“吉祥酒”。 我國釀制菊花酒,早在漢魏時期就已盛行。據(jù)《西京雜記》載稱“菊花舒時,并采莖葉,雜黍為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 晉代陶淵明也有“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頹齡”之說。后來飲菊花酒逐漸成了民間的一種風俗習慣,尤其是在重陽時節(jié),更要飲菊花酒?!肚G楚歲時記》載稱“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蓮耳,飲菊花酒,令長壽?!? 到了明清時代,菊花酒中又加入多種草藥,其效更佳。制作方法為:用甘菊花煎汁,用曲、米釀酒或加地黃、當歸、枸杞諸藥。 由于菊花酒能疏風除熱、養(yǎng)肝明目、消炎解毒,故具有較高的藥用價值。明代醫(yī)學家李時珍指出,菊花具有“治頭風、明耳目、去瘺癉、治百病”的功效。 古時菊花酒,是頭年重陽節(jié)時專為第二年重陽節(jié)釀的。九月九日這天,采下初開的菊花和一點青翠的枝葉,摻和在準備釀酒的糧食中,然后一齊用來釀酒,放至第二年九月九日飲用。傳說喝了這種酒,可以延年益壽。從醫(yī)學角度看,菊花酒可以明目、治頭昏、降血壓,有減肥、輕身、補肝氣、安腸胃、利血之妙。時逢佳節(jié),清秋氣爽,菊花盛開,窗前籬下,片片金黃。除登高插茱萸外,親友們?nèi)逑嘌嬀站?,共賞黃花,確實別有一番情趣。尤其是詩人們,賞菊飲酒,吟詩唱酬,給后世留下不少佳句。 由于菊花酒的緣故,重陽又成了祭祀酒業(yè)神的酒神節(jié)。如《山東民俗·重陽節(jié)》介紹,山東酒坊于重陽節(jié)祭缸神,神為杜康。在貴州仁懷縣茅臺鎮(zhèn),每年重陽,開始投料下藥釀酒,傳說是因九九重陽,陽氣旺盛才釀得出好酒。每當烤出初酒時,老板在貼“杜康先師之神位”的地方點香燭,擺供品祈禱釀酒順利(見《中國民俗采英錄》)。在湖南寧遠,每于九月九日“競造酒,日重陽酒”。這些風俗說明,重陽與酒的關系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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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村的作品榮譽

詩歌:《快樂小詩》、《杭州六和塔》、《天涯海角》、《詩魂》、《就是這塊土地》、《釋佛》、《天臺山隋梅詩四章》、《孤山》、《太陽頌歌》散文:《走過石梁》、《指點葛嶺山》、《不惑之鵝》、《石松》、《心》、《夢》、《腎》、《始豐溪·母親河》、《百年人生外祖父》、《祖國 北京 文學人生》、《嘴賦》、《肋骨賦》、《文人情秀》、《乘著月亮船去流浪》、《毛澤東“蛙泳”渡長江》、《騎牛上揚州》、《詩人胚胎,散文人生》、《中年青春》、《“天地萬物皆在吾心中”》、《同在一個地球上》、《從孫悟空與唐僧講起》、《假使諸葛亮不在三國出現(xiàn)》、《憂思三十年:做人與做作家》小說:《青春·柔情·旋律》(長篇)、《貞節(jié)碑之魂》(中篇)、《大日頭》、《小鼠無傳奇》、《東山石特傳》(《流浪中國一萬年》)(長篇)、《相約今生是真情》(長篇)、《中國孤兒青春夢》(長篇青春勵志小說)理論·評論:《林非作品中美的旋律——美在紅杏出墻來》《知音是藝術靈魂的相遇》《書山有路風光美——讀林非先生〈讀書心態(tài)錄〉漫記》《“文化天臺”,新世紀的發(fā)展戰(zhàn)略》《天才中國的誕生》 1987年 詩文在省報上發(fā)表,朋友獎賞三杯紹興國酒;2003年8月 浙江天臺文學界召開“天村作品研討會”;2004年10月 浙江天臺電視臺拍攝播出電視專題片《天村的路》;2004年 獲中國作家雜志社、女友雜志社、魯迅文學院聯(lián)合主辦的全國青年文學作品大獎賽大獎;2005年 獲《散文選刊》“古風杯”優(yōu)秀散文獎;2005年 獲中國作協(xié)文藝報、中國作家世紀論壇聯(lián)合主辦的全國文學作品一等獎;2005年 獲臺州市天臺“舊城改造大家談”征文大賽獎;2006年 獲中國散文學會主辦的中國當代散文精英獎之“卓越成就獎”;2006年臺州電視臺、天臺電視臺拍攝播出天村和月亮船文學社宣傳報道;2006年 中國作協(xié)機關報《文藝報》兩次發(fā)表天村文學創(chuàng)作信息;2007年 獲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終身成就獎杯;2008年 獲中國作家世紀論壇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獎;2009年 獲《人民文學》瘦西湖杯優(yōu)秀散文獎;2009年 獲浙江省“優(yōu)秀文藝人才”榮譽;2010年國慶節(jié) 中國基層黨建網(wǎng)和中國科技財富雜志社聯(lián)合授予“中國驕傲之星”榮譽;2010年 榮獲《中國作家》雜志社全國征文散文一等獎;2011年 榮獲浙江省天臺山杯養(yǎng)生文化論文獎;2012年 被授予“感動中國優(yōu)秀文化人”榮譽;2012年 榮獲浙江省“天臺山文化獎”文學大獎; 高天當“桌面” 大地作“鍵盤”昨日多真情 明天有知音——漂泊中國五十度,青春悲歌歌一曲天村1962年4月23日,我生于浙江天臺。這一日,是世界讀書日。1968年,我6歲,元宵節(jié)上小學。1974年7月,12歲時小學畢業(yè),9月升初中。1976年7月,14歲時初中畢業(yè)。因那時升高中是“推薦”,讀書好沒有用。當我朝天發(fā)問:“我為什么不能讀高中?”老天無語時,驚聞“萬歲毛主席”逝世。臨近國慶節(jié),才被一所“五七學?!备咧胁夸浫?,課本僅語文和政治與普通高中一樣,參加全國高校文科考試,歷史、地理兩門全靠自學,后兩度轉(zhuǎn)到普通高中插班學習,數(shù)學和英語兩課成績總趕不上去。這個時候,我開始思考社會制度不健全,弊病多多。又喜聞中國搞經(jīng)濟特區(qū),新時期的到來,我大聲喝彩。連續(xù)三次高考落榜后,想到自己寫作是特長,加上那時中國文學熱,便是伴隨改革開放大潮來臨而方興未艾,不少作家僅憑一兩篇作品仿佛一夜間成名,遂踏上名利雙收的人生大道。憶當初,很多人都在寫稿投稿,我無疑也插上了一對文學夢想的翅膀開始高高飛翔。1980年,我18歲,金秋季節(jié),就開始向杭州、北京、上海、南京、廣州等城市的文學報刊大量投稿,當年三分一枚的郵票總是整大張地買,稿紙信封也都是成捆地買。因為不斷地投稿,所以也不斷地收到鉛字退稿信。我屢投屢敗,還投還敗,我堅信,在一萬次失敗之后,第一萬零一次總是成功吧!遇挫時,激情啟動,智慧源出,我關注起人和生命的問題,人類社會發(fā)展問題。我一面在寫稿投稿,同時想方設法找個好工作。清楚記得一次官方招聘,我報名、填表格、交照片后,等待通知考試。結果是被人暗中“卡”掉了,沒有接到通知。父親知道后,在公共場所作了一回大辯理。這讓我看到了社會的另一面,和學校老師講的美好的“理想社會”,怎么如此大相徑庭呵。每每找工作不成后,只好又埋頭寫稿投稿,尋求出路,這也是最省本錢的事情。在這前后幾年,許多親友為我介紹對象,不下十幾門親事,都被我“謝絕”。有誰能解讀我此時的青春夢想??!1982年,我20歲,金秋,和一幫朋友在天臺國清賓館,把酒吟詩,點歌抒懷后,回城里時,因我視力差勁,朦朧月色里,自行車載我沖向公路邊溝作“英雄”,跌破頭皮,顱骨裂痕,縫了20多針,住院20多天。朋友祝福說,“大難不死,必有洪?!?,我笑笑,若真這樣,定將邀你們再去瓊臺賞明月,再上華頂觀日出。1983年和1984年,先后兩次到北京,尋求文學人生奇跡出現(xiàn)。拜訪過《詩刊》社,《北京文學》社,《人民文學》社等?!对娍芬晃焕暇庉嫺嬖V我浙江籍詩人艾青家地址,我?guī)弦徊吭姼?,找到艾青家,向老詩人請教詩藝。那次,也向有關編輯打聽過著名作家陳建功先生和林非先生的單位或家庭住址,都未如愿。爾后一次上北京,滿懷青春豪情,決意從首都北京開始流浪,將一份出自鎮(zhèn)政府的“到北京拜師訪友找工作”的介紹信也撕毀丟進果殼箱,就這樣沒有了身份證明(那時還沒有《居民身份證》),在北京站廣場過夜時,被公安人員檢查后送到北京市收容譴送總站,過了幾天后回浙。這兩年,還到過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打過工,尋求人生出路。1985年和1986年,分別幾次到杭州,又轉(zhuǎn)廣州等珠三角地區(qū)找工作。在杭州《江南》編輯部,拜見過當年編輯俞贊時、徐謂明等老師,因投送過許多部中篇小說稿,收到編輯老師幾次親筆信,為我的稿子提意見,鼓勵我。那時的珠三角地區(qū)對我的魅力確鑿很大,尤其是深圳特區(qū)。我多次嘗試去那粵南沿海改革開放城市群作淘金夢。有次,也像已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打工作家王十月那樣“偷渡”進特區(qū),他“偷渡”成,我卻沒“偷渡”成。1986年開始寫成長篇小說《青春.柔情.旋律》。1987年,我25歲,春夏時節(jié),再度旅居大上海,租了一間小屋,設想一邊打工掙錢,一邊業(yè)余搞文學寫作,創(chuàng)造條件立足大上海。我到過《文匯報》社、《萌芽》社、《收獲》社、《小說界》社、《上海文學》社、《解放日報》社,投送過不少稿子。我還自訂了《文匯報》和剛創(chuàng)刊的《上海灘》雜志。記得有位編輯講過,現(xiàn)在“文學熱”已過去,轉(zhuǎn)為“賺錢熱”了。誠然,這次游學大上海,讓我熟悉了不少上海灘風情。我回浙江時,一位愛好文學的上海小姑娘還寫來熱情洋溢的信,她父親還是副縣長,只嘆我無福無緣。這年,還到過成都和廣州,在南國五羊城參與多家單位招聘,都沒中。正因為找工作屢屢沒成全,更鼓舞了我寫稿投稿的勁頭。1987年秋,幸遇杭州作家田虛先生,文章開始在浙江日報副刊發(fā)表,第一次發(fā)表的是短詩,得到5元稿費。接下幾年,連續(xù)發(fā)了數(shù)十篇。八、九十年代交接幾年,已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任編輯記者的老同學江正茂,幫我的多篇稿子向有關報刊推薦發(fā)表。1988年,我26歲,春,隨鄉(xiāng)親到四川做生意,和一個“辣妹子”一見鐘情,她跟我來浙江天臺,成為結發(fā)夫妻。1989年5月,大女兒出生,1994年1月,小女兒出生。我的老家在天臺縣坦頭鎮(zhèn)的東邊,中小學校在鎮(zhèn)的西邊,我和我倆女兒讀中小學,就要橫穿整個小鎮(zhèn),足有2公里,每天早上學、晚回家,像過“長征”一樣,無疑鍛煉了我和我倆女兒。想想我自己,想想倆女兒,天真、聰明、好學,知足常樂嘛。我雖說“官方”工作無數(shù)次沒找成,未如愿,可在我的信念中,必須吃成“國家飯”。今走到這地步,仍在溫飽線上過日子;我把一切都看成是新時期的打工生活,包括在小鎮(zhèn)老家種田、栽菜、砍柴、養(yǎng)豬養(yǎng)鴨養(yǎng)鵝。種田還是讀初中時,學校有小農(nóng)場,班主任老師親手教的;我記住老師一句重要的話,插秧一定要把每一株秧苗插端正,一株秧苗好比一個人,站端正就好,就會健康成長。在那生活艱難時期,是魯迅的立人精神和豐子愷的生活情趣支撐著我苦苦前行。有那么許多年,我要感激結發(fā)妻子的忠實與勤勞。妻為私人老板打工,都是按件計酬,不分日夜,為多賺點錢,一心為家庭生活過得美好。那些年里,我銘記父母雙親對我家庭生活的幫助,也難忘當年還健在的老祖母幫我?guī)Ш⒆印S洃浀竭@里,特提上一筆,鑒于全人類所創(chuàng)造傳承下的一切文化,在我心靈里一直都很神圣的,故我曾去朝拜“佛菩薩”,朝拜“大帝”們,曾去問津“排八字算命”與“看相”,還“打卦求簽”等民間俗文化活動,但我絕不是去相信“迷信”,而是憑文化人的心態(tài),敬畏“天地神佛”,敬畏“宗教文化”、敬畏“民間文化”,并加以認真地深入地研究。我篤信“知識就是力量”、“文化就是財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尊“神佛”坐著。我在此忠告“80后”、“90后”的年輕人,當你們走出校門,走向社會闖世界時,再不要看重裝在口袋里的“學歷”,不要看重以前曾擁有的“東西”,要學會轉(zhuǎn)身,讓生活升華,記住,重要的是如何發(fā)揮自己學到的文化科學知識,靈活,再靈活地運用,向社會展示自己的才智與能力,同俗眾社會所有“迷信”活動拉開距離,陰陽相吻而涇渭分明,只有這樣,你心中的“上帝”會時刻佑護著你引導著你——向前,向前,不倦地向前,你會與你今生命定的“貴人”相遇......不知多少人都這樣說,女兒嘛,能讀讀初中,就可賺錢了,出嫁了就是別人家的人了。我每每聽到這種話,心頭旋即涌動著悲喜沖撞情緒,經(jīng)過激烈的靈魂搏斗后,又露出充滿喜劇的微笑。我絕不能這樣隨波逐流,一定要以文化人的獨特方式,和妻一起攜領倆女兒走好屬于自己的路。1989年,我27歲,春夏,因慕名賈平凹、陳忠實等著名作家,到西安打工游學,在民辦的藝術學校,接觸到不少有深度有力度的社會文化知識。這年前后的許多載光陰,多次多地方參加函授、刊授等成人高等教育自學,取得中文系、新聞系大學文憑。八十年代末,寫成長篇小說稿《流浪中國一萬年》(又名《東山石特傳》)。90年代初,《天臺山報》始創(chuàng),老同學奚德基推薦我的文章在縣報上陸續(xù)刊載。1993年,我31歲,盛春一日,風兒駘蕩,大氣和暢,獨個人騎自行車到“臺州府城”臨海市,100多里路程,早去晚歸,中途必經(jīng)一段盤山公路,雄關險境,風光盡享,就為了購買一本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精裝本,快哉!1997年,我35歲,香港回歸日,我前往杭州謁師訪友之行,從浙江日報報業(yè)集團大樓崛起,感受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豪壯哉!——回到家,卻借酒澆愁,為工作之事,為孩子成長之事,有時真學名家汪曾祺、李存葆那樣喝醉,渴望獲得創(chuàng)作靈感,一舉成功。我對工作的希望一直在,文學的希望一直在。1998年,我36歲,蘇州打工半載,看蘇南大地變化非常,全國領先,雖曾為一些小事、大事、家事、國事,既觸目驚心,也憤慨非常;——事后,轉(zhuǎn)身想想,相信,中國必定發(fā)展,走向繁榮昌盛。這年,我編出人生第一本書——散文小集《雨浴人生小站》。90年代時光里,我寫成散文隨筆集《按摩沖動人生》稿子,其中數(shù)篇在報刊上先發(fā)表。為了不被科技發(fā)達的信息時代所淘汰,在八、九十年代間,我先后訂過《人民文學》、《北京文學》、《江南》、《東?!?、《小說界》、《上海文學》、《萌芽》、《收獲》、《當代》、《青春》、《花城》、《浙江日報》、《文藝報》、《文學報》、《現(xiàn)代人報》等報刊。2000年,我38歲,新世紀燦爛的曙光照耀我、溫暖著我一個人在縣城租房居住,鞭策我努力打工養(yǎng)家。這期間,曾有親友約我合伙做生意,試了試,鑿實不是做生意的料,虧了幾萬塊。找不成工作又賺不到錢,這么許多年來,我依然一顆童心天真可愛,仿佛與“絕望”無緣結識。不知多少個日子,就吃四、五角一包的兩包方便面過一天,或到牛血羹店吃一碗牛血羹和一只饅頭加二兩白酒,只要一塊五角左右,和現(xiàn)今物價比,真是便宜得要命。對此,我還向文學師友驕傲地說過:一塊五角錢,就有酒有肉,吃飽喝醉。我生活得無憂無慮啊。這真如陳瑜老師在評論我作品的《廿年辛勤,生活饋贈》一文中說:天村的作品,有一股閃爍的積極進取的樂觀主義精神,這可能是天村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功夫。2003年,我41歲,編出《天村作品自選本》,被列入“中國當代作家精品文叢”,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出版,系詩歌、散文、小說綜合文學作品選集。8月份,在縣文化界前輩曹志天老師、陳瑜老師和湯達明主席的幫助下,在縣文體局會議室為我召開“天村作品研討會”。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江正茂電話祝賀,并幫我的作品寫過一篇短評《初讀天村文學作品集感想》,在報刊上發(fā)表。2004年,我42歲,把一家人都接到縣城里居住。這年秋,我買來一臺600元的小電視機,算是我購買的最值錢的家用電器。在縣文學界領導的關懷下,我創(chuàng)辦了月亮船文學社,屬天臺作協(xié)團體會員。青少年寫作輔導中心,以輔導青少年學生寫作為主,兼招全托半托中小學生。是年暑假,大女兒以優(yōu)秀成績考上天臺中學讀高中,讀小學的小女兒從坦頭鎮(zhèn)中心小學轉(zhuǎn)到天臺小學,因戶籍關系不在同一個學區(qū),要繳借讀費,增加不少開支。一家人住到縣城里,坦頭小鎮(zhèn)算是故鄉(xiāng)吧。同年10月份,天臺電視臺為我拍攝播出近20分鐘的電視專題片《天村的路》。在天臺文化界領導和前輩老師的關心與指導下,為愛好寫作的青少年朋友達成和美麗的文學夢想相擁抱,為前來學習寫作的中小學生有發(fā)表文章的良好平臺,亦為發(fā)展天臺文化事業(yè)而奉獻一顆愛心,特編輯出版《月亮船文學報》,四開四版內(nèi)部小報,圖文并茂,贈送社會各界。小報以發(fā)表青少年學生習作為主,并重點刊登名家指導青少年學子如何讀書學習、如何踏入社會、如何邁好人生通途等富有極大教育意義的篇章,著名作家王蒙、陳建功、林非、周明、王宗仁、汪兆騫、李曉虹、王兆勝、趙樸初等作品都曾發(fā)過。這年,我榮獲魯迅文學院、中國作家雜志社和女友雜志社聯(lián)合舉辦的全國青年文學作品征文大賽詩歌獎。2005年,我43歲,到北京參加“先覺杯”、“古風杯”中國新文學創(chuàng)作研討會,聆聽李瑛、梁曉聲、周明、汪兆騫、蘇叔陽、周大新、何建明、牛漢、趙大年、張同吾、肖復興、張頤武、崔道怡、張寶瑞、苑坪玉等名流精彩演講。作品《石松》榮獲“古風杯”優(yōu)秀散文獎,并選入汪兆騫主編的《華夏散文精選》。還參加中國作家世紀論壇,剛出版的長篇小說《流浪中國一萬年》(又名《東山石特傳》)獲得中國作協(xié)文藝報全國文學作品一等獎。作品《乘著月亮船去流浪》和《始豐溪.母親河》分別入選《中國作家論壇獲獎作家文庫》2005卷和2006卷。天臺文化文章《舊城改造,打響“中華天臺城”品牌》獲臺州市天臺縣“舊城改造大家談”征文大賽獎。同年,加入中國散文學會,并任理事。同年8月5日,《錢江晚報》發(fā)表我的散文小品《文人也有財富來》,想不到被阿里巴巴、騰訊網(wǎng)絡雜志、中國辦公網(wǎng)、育龍網(wǎng)、中國食品科技網(wǎng)、上海中小企事業(yè)、創(chuàng)業(yè)商機網(wǎng)、天津金鋪網(wǎng)、大學生家園、廣州企業(yè)、天下商機等近百家網(wǎng)站或其它大小媒體轉(zhuǎn)載,它們改題目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富翁》、《人以善為貴,學以誠至圣》、《一個文人的小本創(chuàng)業(yè)故事》等。2006年,我44歲,10月,前往北京參加中國當代散文論壇,和著名作家林非、周明、石英、王宗仁、卞毓方、肖鳳、李曉虹、紅孩、王兆勝等名家一起研究探討中國當代散文發(fā)展方向,如何為改革開放新中國創(chuàng)作出合時宜順潮流的優(yōu)秀篇章。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隨筆集《按摩沖動人生》,彩插有著名作家林非先生題寫的墨寶,著名作家、《當代》雜志原副主編汪兆騫先生賜寫序言,本書榮獲中國當代散文精英獎之卓越成就獎。這年,臺州電視臺、天臺電視臺拍攝播出天村和月亮船文學社宣傳報道。中國作協(xié)機關報《文藝報》兩次發(fā)表天村文學創(chuàng)作消息。散文作品《文人情秀》榮獲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終身成就獎杯。2007年,我45歲,被批準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同年,去北京拜謁林非先生、周明先生、肖鳳教授、李曉虹博士等著名作家、理論家,圍繞文事暢談,接受淳淳教誨。導師授我創(chuàng)作之道,解我人生之惑,讓我聽到文學之神在前方殷殷召喚,創(chuàng)作靈感在心尖上任由春風吹動景色,導我步入一種瀟灑的大美藝術境界。同年,大女兒以優(yōu)秀成績考上國家211重點大學——江南大學。妻子到蘇州她妹妹那邊打工,負起大女兒的學雜費、生活費。下半年,青少年寫作中心停辦,《月亮船文學報》因缺經(jīng)費暫停編輯出版。2000年至2007年之間,我還在天臺博物館、赤城街道、縣政協(xié)等做過事,并在吉利集團、石梁酒業(yè)等許多家企業(yè)打過工。2008年,我46歲,6月份,到天臺縣委黨史研究室上班,做黨史研究編撰工作。開始時月工資僅一千,我愉快地將這一千元作這樣的調(diào)劑:400元給讀高中住校的小女兒生活費,至少300元繳房租費、水電費、手機費、公交車費等,還有近300元是我個人吃喝用;清楚記得,大約5個月時間,每天中午在辦公室吃一元六角一包的方便面,或吃兩只大餅,也正好是一元六角,開水是免費的,緊緊褲帶,呵呵口氣,滿是激動的淚花,生活如此美麗,不亦樂乎!人到中年了,每星期不吃幾塊魚肉補補身子也不行呀。妻子罵得在理,“誰叫你沒本事賺大錢”。2009年,我47歲,作品《騎牛上揚州》,榮獲人民文學雜志社頒發(fā)的瘦西湖杯優(yōu)秀散文獎,并在《人民文學》獲獎作品專號發(fā)表。這一年,浙江省委宣傳部授予我“優(yōu)秀文藝人才”榮譽。年底,我學會上網(wǎng),開建“天村創(chuàng)作網(wǎng)(博客)”。這前后幾年,我的散文隨筆集《按摩沖動人生》進入中國作家網(wǎng)“作品推薦榜”。汪兆騫先生賜寫的《按摩沖動人生.序言》在中國作家網(wǎng)專欄刊登。中國作家網(wǎng)發(fā)表我的作品有:《祖國.北京.文學人生》、《毛澤東“蛙泳”渡長江》、《打工文學推動著一個時代》、《七訪魯迅故里“百草園”》、《中國作協(xié)會員有“35村”》、《從天臺山啟程的徐霞客精神》、《作家應和所生活的時代潮流賽跑》等等。其中《祖國.北京.文學人生》寫了著名作家陳建功、林非、周明、王宗仁四位如何成為我的“文學人生之父”精彩片段。2010年,我48歲,1月,天臺黨史文章《初談編纂天臺黨史二卷》,在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的《足跡》雜志第一期發(fā)表。國慶節(jié),被中國基層黨建網(wǎng)和中國科技財富雜志社聯(lián)合授予“中國驕傲之星”榮譽。作品《從唐僧和孫悟空說起》榮獲中國作家雜志社全國征文散文一等獎,并入編《中國作家金秋筆會獲獎作品集》。在《文藝報》發(fā)表的數(shù)篇短章,被全國各地許多家基層文學報刊轉(zhuǎn)載。2011,我49歲,1月,中共黨史文化論文(合作)《關于毛澤東、朱德“早登天臺山”的戰(zhàn)略構想》在《足跡》雜志第一期發(fā)表,獲得好評。6月份,天臺山養(yǎng)生文化論文《托起輝煌的天臺山“葛仙翁養(yǎng)生茶”文化》,參加臺州市社科聯(lián)和天臺縣委宣傳部主辦的“天臺山養(yǎng)生文化研討會”,并榮獲優(yōu)秀論文獎。同年,大女兒以優(yōu)秀成績江南大學本科畢業(yè),供職于上海一家高科技企業(yè)單位。小女兒以優(yōu)秀成績考上國家211重點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妻從蘇州回到天臺,讓我感到伉儷愛意深濃。2012年,我50歲,在我的信念里,必須同時追求一種完美的事業(yè)和一個完美的家庭,可完美這一境地在現(xiàn)實社會里是不方不圓的,已走過“半個世紀”盡如夢之旅,惟愿在我心魂深處永遠是一種完美行程,通向完美境域,正在路途上,問好你我,互致平安,互遞愛心。此時此刻,我的一只眼睛管我寫字,另一只眼睛在看電視劇《北京青年》;突然,一名博友遞過“紙條”:“寫熱人心,感動地球”吧!我讀后 ,“哈哈”笑聲中,靈感襲來,將這篇文字,當作質(zhì)樸、純情、大美大愛的散文,出題目為:《高天當“桌面”,大地作“鍵盤”——漂泊中國五十度,青春悲歌歌一曲》。感慨:油米酒水衣裝住行,日月其中,書刊網(wǎng)絡科技文化,乾坤真大。2012年9月 月亮船書齋月亮船文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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